最近可不仅仅是北京人民享受到雾霾的洗礼，我们雾霾君本着雨露均沾的心怀，让全国人民都享受到了雾霾的感觉。社会发展过程中，造成污染也并不奇怪，曾经的洛杉矶也是这样一番情景，但是现在的洛杉矶处处可见蓝天白云，我们不禁想问，洛杉矶是怎么做到的呢。

如同今日的北京，洛杉矶的雾霾污染也“归功于”经济腾飞的时代背景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成千上万的商人、游客和移民涌入加州。纺织业、渔业、汽车、轮胎、家具...每一个行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。

情况越来越糟，雾霾天越来越频繁。时任洛杉矶市长弗彻·布朗信誓旦旦地宣称4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雾霾。政府先是关闭了一家化工厂，又禁止居民在后院焚烧垃圾。然而，雾霾依然没有减少。政府公信力一降再降，终于失语了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学校停课，工厂停工，人们蜂拥向医院接受治疗。

哮喘、气管炎、咽喉炎、心脏病和一些过敏性疾病开始爆发，老人、儿童、孕妇以及呼吸和心脏系统本就脆弱的人群成为了第一受害者。仅仅1950年一年，就有超过71000居民逃离了洛杉矶。

面对前所未见的雾霾灾难，洛杉矶人开始以各种方式发出声音，表达不满。最具力量的，是幽默和讽刺。1950年代，好莱坞演员们想出了“雾霾罐头”的点子：“你有敌人吗？有的话省下买刀的钱，把这个罐头送给他吧！” 这种五颜六色的罐头标价35美分，在游客众多的商店里出售。人们还印刷了“雾霾明信片”嘲讽洛杉矶独特的城市形象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首先挺身而出采取行动的，是一群家庭妇女，她们抗霾额动力来自最质朴的信念：保护我们的孩子。

1950年代，她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团体，给自己取名“驱除烟雾（Stamp Out Smog）”，有男人轻蔑地嘲讽她们是“涂着睫毛膏的女斗士”。她们却很快证明自己是积极的行动派：做调研、写报告、到政府请愿、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。

1945年，当加州理工大学教授——荷兰化学家阿里·哈根·施密特本是一个研究菠萝香气的人，因缘巧合之下，转而研究大气污染。经过多个月的实验研究，斯密特得出结论：雾霾来自于汽车尾气，与阳光发生光化学反应，产生了臭氧以及其他剧毒的物质。

这重大的发现一石激起千层浪。1951年，雾霾甚至有了以他命名的新外号“哈根烟雾（Haagen smog）”。

面对着汽车行业的仇视和普通民众的不相信，斯密特依然顶着压力把雾霾的来源剖析得一清二楚，他写道：

在城市的一边，石油工厂和精炼厂每天处理成千上万吨石油。另一边，洛杉矶公路上的汽车每天需要消耗约一万两千吨的汽油。即使燃烧率高达99%，仍有120吨未燃烧的汽油被释放到大气之中。而洛杉矶东、南、北三面的环山阻止了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流通，高空的暖空气由于轻于密度更大的冷空气，又犹如锅盖使得污染物无法垂直扩散。

洛杉矶人第一次明确意识到，原来给他们带来威胁的雾霾就出自自己的汽车。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早有预感，又不愿承认的事实：每个人自己就是污染源。

当汽车尾气被证实是雾霾的罪魁祸首之后，提升汽车发动机效率和油料品质就成为了科技界的当务之急。

第一个最重要的突破是1970年投入应用的催化转换器（Catalytic Converter）。这是一个安装在汽车底架上的装置，通过引入化学催化剂，可以将尾气混合物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无害的物质，以减少有毒尾气排放。

1970年，刚刚成立三年、羽翼未丰的加州空气资源局（CARB）设立了捆绑法规，强制汽车制造商给所有在加州出售的汽车安装催化转换器，并很快开始执行严厉的汽车排放标准。由此，加州成为了美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发布自己的排放标准的州。

解决了尾气排放净化技术之后，人们进一步意识到，燃油品质也非常关键。于是，继汽车产业之后，石油工业也同样面临着“加州标准”的挑战。

双管齐下的重拳治理带来巨大改变。在过去四十余年中，洛杉矶的汽车总量增加了三倍，而尾气污染却降低了70%。

在环保领域，加州一直以来在全美乃至全球一马当先，与完善有效的法治关系重大。

1960年代末，随着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的高涨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。

1970年4月22日，两千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，抗议空气污染、呼吁保护环境。

这一草根行动最终直达国会山，立法机构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。后来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“地球日”。

这些努力促成了1970年《清洁空气法（Clean Air Act）》修正案的出台。联邦法律赋予环保部门的使命是：不考虑经济成本，而以公众健康作为唯一目标来制定标准。

《清洁空气法》还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。原告可以是公民、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人均可对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提起诉讼，而不需要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。

物理学家詹姆斯·伦茨，也加入这一场净化空气的挑战。它在短短几年内成功为发电厂、炼油厂、玻璃制造厂、航空航天公司以及钢铁厂这些大产业制定了新规则。甚至对于烧烤、气溶胶喷雾罐、其他常见家用产品所产生的烟气都严格规定。不开玩笑地说，连指甲油也得符合清洁空气的标准。

伦茨全面而细致的策略产生了巨大的成效。洛杉矶空气质量得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、最快的改善。到1997年他卸任之时，洛杉矶空气每年超过联邦政府臭氧标准的天数已经从164天降到了68天。污染的峰值水平也降低了40%。

就这样，20世纪90年代，洛杉矶人朝思暮想的蓝天白云，终于回归了。

在这一场洛杉矶抗霾历程中，从好莱坞明星到家庭妇女，从良心科学家到铁腕政府官员，全都参与其中，无人置身事外。

加州成为今天全美环境保护、抵制气候变化的先锋，与这里民众超群的环保意识乃至道德自律息息相关。

然而，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是在数十年与雾霾的对抗中潜移默化、慢慢转变的。

如今，洛杉矶的各条高速公路最里侧都专设有拼车车道（Carpool），鼓励人们选择新能源汽车，NGO组织在洛杉矶大大小小的居民社区都有环保节活动。

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，似乎是永恒的两难选择。希望拥有清洁的空气，如果一定要牺牲GDP，值得吗？

曾写作《洛杉矶雾霾启示录》的环保记者雅各布是这样计算的：

“那么治疗数以千计罹患癌症的患者的代价呢？照顾下半辈子被慢性病缠上的病人又要多少成本？治理雾霾、防患未然要比为公众健康受损买单便宜得多。为环保付出金钱，获得的是更好的公众健康。人们不再需要巨额的医疗资源，人们的工作能力也更强。这些对于经济增长好处更加长远”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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